1900年春夏之交,济南城也未能幸免于义和团运动的狂潮。虽然山东巡抚袁世凯对义和团采取严厉镇压政策,但“扶清灭洋”的口号、仇教排外的情绪,仍如野火般在民间蔓延。与上海不同,济南的义和团活动更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神秘色彩,与戏班的生活也产生了更为直接、更为诡异的交集。
起初,这种影响是“利好”的。随着“灭洋”风潮兴起,一切与“洋”字沾边的都成了禁忌,而谭家班坚守传统、不唱“时新”戏、不演“淫戏”的做派,反而成了“清白”的象征。一些与义和团有联系的乡绅甚至主动找上门来,要求戏班多演《挑滑车》、《战太平》、《定军山》这类忠勇报国的武戏,以“激扬民气”。明湖居的生意竟因此好了起来,包银也涨了。班子里一些不明就里的人,甚至私下庆幸:“看来这‘灭洋’的风,对咱们倒是好事!”
然而,谭鑫培却从这“繁荣”中嗅到了危险的气息。他亲眼看到,一些戏班为了迎合风潮,开始排演一些粗制滥造的“神怪戏”,舞台上充斥着“神拳附体”、“刀枪不入”的荒唐情节,甚至直接模仿义和团“降神”的仪式,引得台下观众如痴如狂。他严厉禁止谭家班效仿,并告诫众人:“戏是戏,法是法!台上演的是古人忠义,不是装神弄鬼!咱们不能为了几个铜板,把祖师爷的脸都丢尽了!”
但真正的风暴,并非来自外部,而是来自戏班内部。
一天,戏班在城外一个镇子唱完堂会,回城的路上,被一群头扎红巾、手持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团民拦住了去路。为首的大师兄是个满脸横肉的汉子,他目光扫过戏班的行头箱,最后落在了扮演武生的“小山东”身上。
“你们是唱戏的?”大师兄瓮声瓮气地问。
“回大师兄的话,我们是济南城里的谭家班。”谭鑫培上前一步,不卑不亢地答道。
“谭家班?听说你们规矩多,不唱‘洋’戏?”大师兄上下打量着谭鑫培。
“我们只唱老祖宗传下来的正经戏文。”
“好!”大师兄一拍大腿,“咱们义和团,扶的是大清,灭的是洋教!你们唱戏的,也得为‘灭洋’出力!我看你们这身行头不错,借给咱们用用!”
此言一出,戏班众人脸色骤变。戏班的行头,尤其是那些“靠”(武将的铠甲)、“盔头”(头盔),都是吃饭的家伙,是几代人攒下的家底,更是梨园行的规矩和脸面,岂能轻易外借?
“大师兄,”谭鑫培强压怒火,拱手道,“梨园行的规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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