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光匆匆。
由《上海文学》、浙江文艺出版社和《西湖》杂志联合举办的一个“非常重要的文学会议”——“新时期文学:回顾与预测”,即将在杭州陆军疗养院召开。
这次会议的重点之一就是讨论当下最热的文化潮流“寻根文学”,1983年,30岁的贾坪凹写了《商州初录》,引人瞩目,同时,1983年到1984年之间,李航育写出了《最后一个渔佬儿》为代表的“葛川江“系列,张辰志发表了《北方的河》,司齐发表了《墨杀》,阿城发表了《棋王》等等。
这些作品引起一批青年编辑、评论家的关注,他们意识到这些作品内涵的新意,需要加以理论的概括和提升,便有了“寻根“一说。
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、“改革文学”这些名称,都是文学现象出现并发展了一段时间后,由评论家、学者事后追认和概括的。
而“寻根文学”则不同,它在一定程度上是“先有名,后有实”或“名实同步”的。
《西湖》编辑部的主编办公室里,烟雾缭绕,气氛热烈又带着一丝争执后的余味。
主编沈湖根靠在旧藤椅上,手指间夹着的“利群”烟已经烧了半截,烟灰颤巍巍地悬着。
他对面坐着小说编辑祝红生,两人中间的办公桌上,摊着几本最新的文学杂志和一份会议初步议程。
“老祝啊,”沈湖根深吸一口烟,缓缓吐出,“这次‘回顾与预测’会议,规格很高。《上海文学》和文艺出版社那边都很重视,点名要请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。咱们浙江这边,你看……”
祝红生没等他说完,立刻接话,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兴奋:“这还用看?司齐!必须有海盐那个司齐!”
“司齐是很好……”沈湖根沉吟着,用空着的那只手轻轻敲着桌面,“《墨杀》的影响非常大,可争议也不小。请他……会不会太惹眼了?而且,他还不满二十岁,资历是不是浅了点?到时候,京沪来的那些大家、评论家面前,他顶不顶得住?他这个小同志倘若出现了一点错谬,或者面对别人的质疑和批判,应对不当……”
“资历浅?老沈,你这观念得改改了!”祝红生“噌”地直起身子,声音也拔高了几分,“现在是什么时代?文学要解放思维!论资排辈那一套要不得!司齐的《墨杀》,不管你喜欢不喜欢,你得承认,它捅破了天!现在全国文学界都在谈‘寻根’,谈文化反思,源头在哪?《墨杀》必不可少!这说明什么?说明这小子摸到了时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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