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3年9月,高雄的暑气还黏在空气里,像一层洗不掉的油汗。
墨海贸易行的二楼办公室里,老式吊扇不紧不慢地转动,扇叶的影子在深色地板上投出交错的弧线。林默涵——此刻的沈墨——坐在办公桌后,金丝眼镜反射着窗外的天光。他手里拿着一份海关清关单,目光却落在单子边缘用铅笔轻轻标记的三个点上。
三个点,等距排列,像省略号,又像某种信号。
这是“老渔夫”的警示标记,意思是“有尾巴,小心行事”。
林默涵放下清关单,起身走到窗边。窗外是高雄港的繁忙景象,起重机像巨人的手臂,从货轮上吊起一捆捆甘蔗,空气中飘着糖厂特有的甜腻气味。码头上人来人往,有搬运工赤着上身扛货,有商人打着洋伞谈生意,还有几个穿着灰色中山装、戴着鸭舌帽的人,看似随意地站着,但他们的视线总是不自觉地扫向贸易行的方向。
军情局的人。或者说,魏正宏的人。
林默涵数了数,四个。其中一个蹲在对面茶摊喝茶,但茶碗端了二十分钟还没放下;另一个假装看报纸,报纸却是倒着的;剩下两个在码头边抽烟,烟灰积了老长一截也没弹掉。
生手。林默涵在心里下了判断。如果是老手,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。但生手有生手的麻烦——他们急于表现,反而更可能做出不计后果的事。
“沈先生。”陈明月推门进来,手里端着一杯茶。她今天穿了件浅蓝色的旗袍,头发在脑后松松挽了个髻,插着一支普通的铜簪——但簪头的梅花纹样,是特制的,旋开簪身,里面能藏一卷微缩胶卷。
“明月,”林默涵接过茶,用杯盖轻轻撇了撇浮沫,“楼下那几个客人,来了多久了?”
“快半小时了。”陈明月走到窗边,顺着他的视线往下看,神色如常,“说是海关新来的稽查员,来查上个月的糖浆出口手续。但阿福说,他们连单据都没认真看,就在仓库里转悠。”
阿福是贸易行的伙计,二十出头的小伙子,手脚麻利,嘴巴也甜。更重要的是,他是“自己人”——三个月前,林默涵在码头救了他被人追债的老父亲,小伙子就死心塌地跟着他了。虽然不知道老板的真实身份,但能感觉到老板做的事不一般,也就格外上心。
“让他们查。”林默涵喝了口茶,铁观音的香气在舌尖散开,稍稍驱散了心里的燥意,“手续都齐全,仓库里也干净。你去陪着,态度热情点,但别太主动。”
“明白。”陈明月点头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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