彼等今日之犹豫，多因时局混沌，且存保存实力之念。
我应派得力干员，恳切陈词，直言日本之全面进攻已如箭在弦上，届时神州板荡，绝无任何偏安之可能！
唯有全国团结，方能挣得一线生机。我可承诺，彼等若加入委员会，可保有相当之自主，唯需在抗日军事上接受统一调度。
此乃以民族存亡之绝续大义，激发其内心深处未曾泯灭之爱国赤诚，呼唤其共赴国难。”
“至于南京方面，”
蒋海宁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，
“常委员长其人，或待真正国难临头、火烧眉睫之时，方能下定共御外侮之决心。
然在其认为内部威胁未除之前，恐难改其‘攘外必先安内’之策，极大可能作壁上观，甚至企图火中取栗。
故我之策，不应寄托于其个人之觉悟，而应主动分化瓦解，争取其麾下人心。
南京军中，不乏心存热血、明辨是非之将领，我应密遣人员联络，陈明利害，许以抗日之光明前程，策动其弃暗投明。
同时，发动舆论，揭露其消极抗日、纵容外敌之行径，进一步孤立其核心，从内部攻破其壁垒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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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完政治，蒋海宁的呼吸略显急促，他勉力支撑，继续言道：
“军事与政治之上，尤需夯实经济与民心此持久战之根基。
此前推行之‘减租减息’、‘国防公债’、‘扩充实业’、‘军事教育’已见成效，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国难，尚需进一步深化，此需举国上下做出更大之牺牲与奉献。”
“其一，须将土地改革推行到底，彻底动员广大农民。
在新控制区内，须将政策落实到位，并于条件成熟处试行土地分配，务使耕者有其田。
此乃激发我四万万人中最庞大群体之力量的根本，能为长期战争提供永不枯竭的兵员与粮食，是谓寓兵于农之最高策略。
其二，须行全民族之总动员，以保障浩大战事之后勤供给。
发行‘国防公债’所募资金，须悉数用于国防工业与战略储备。
要鼓励工人日夜赶造军火，农民努力多产粮食，商贾踊跃输财，学子投笔从戎……
须知，未来之战，乃是国力之较量，每一个国民之付出，皆关乎国家之存亡。”
言及此处，蒋海宁用尽气力，挺直身躯，目光如炬，直视张汉钦，言语中充满了沉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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