甚至下令,在安装最关键阶段,周围五十米内暂停一切可能产生震动的施工。
一天深夜,谢继远巡查到安装现场,发现秦工和几个老师傅还在微弱的工作灯下,围着一根主传动丝杠发愁。丝杠的安装需要极高的同轴度,但现有的激光准直仪显示,始终有微小的偏差。
“邪了门了,按说该调的都调了……”一位老师傅嘟囔着,声音里满是疲惫和焦虑。
秦工蹲在地上,反复看着安装图,又用手轻轻抚摸着冰冷的丝杠轴承座,仿佛在倾听金属的诉说。忽然,他抬起头,对谢继远说:“谢指挥,我怀疑不是安装的问题。这丝杠本身,在长途运输和之前的吊装中,可能有极细微的内应力释放,导致了肉眼和普通仪器难以察觉的形变。”
“那怎么办?难道要运回沈阳去?”有人倒吸一口凉气。
秦工摇摇头,目光投向旁边工具架上的一排大小不一的铜榔头:“老法子,‘时效处理’加‘振动调校’。用特定频率和力度的振动,帮助它释放残余应力,回归稳定状态。但这活儿,火候掌握比刮研还难,重了可能损伤螺纹,轻了没用。”
谢继远看着秦工眼中那种老匠人面对挑战时特有的、混合着凝重与兴奋的光芒,知道此刻任何行政命令都无济于事,唯有信任。“秦工,你全权处理。需要什么配合,尽管提。我相信你的手,和咱们‘淬火之歌’炼出来的判断力。”
接下来的几天,安装现场时常响起一种富有节奏的、轻微的“叮叮”声。秦工亲自操刀,用包裹着软铜皮的榔头,在不同部位,以不同的力度和频率轻轻敲击丝杠和关键连接件。他闭着眼,几乎全凭手感和对金属“性格”的直觉。其他老师傅则屏息凝神,用千分表时刻监测着关键点的变化。那场景,不像是在安装一台机器,更像是在进行一场精微的外科手术,或是一次与钢铁的深度对话。
谢继远没有打扰他们,只是吩咐食堂每天夜里送来热腾腾的面条和姜汤。他有时站在防尘棚外,听着里面传出的、富有韵律的敲击声,望着远处灯火通明的工地。父亲的黄埔佩剑静静地躺在指挥部抽屉的红布里,但他感觉,父亲的精神似乎以一种更抽象也更深刻的方式弥漫在这里——那是追求极致、不折不挠的“工匠精神”,与革命年代追求真理、不畏艰险的信念,在此刻奇妙地融为了一体。
第七天凌晨,当秦工最后一组轻柔的敲击完成,千分表的指针稳稳地停在理论公差范围的中央时,整个安装团队爆发出压抑已久的、低沉的欢呼。秦工直起腰,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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