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光扫过社科院团队，开始了他的“提问时间”。
他此刻不再是林窈的伴侣，而是“首席提问官”，问题精准而直接，每一个都切中要害：
“林研究员，”他直接点名林窈，问题直指核心，“你刚才提到的A企业案例，它成功打破数据壁垒，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？是那个强势推动的‘一把手’，还是当时恰好出台的某项针对性扶持政策？抑或是他们摸索出的那套跨部门利益协调机制？请量化分析一下这几个因素的主次作用。”
林窈早有准备，不慌不忙地调出备份数据：“周书记，根据我们的访谈和内部文件分析，‘一把手’的强力且持续的推动是决定性因素，占比约50%；其自行摸索的协调机制是关键保障，占比约30%；当时的政策环境提供了便利，但非决定性，占比约20%。
这一点，在B企业的失败对照案例中反向得到了验证……”
周砚深微微颔首，接着抛出第二个问题，看向刘所长和老秦：“那么，如果我们将A企业的这套模式，尝试在全市类似的产业园区进行推广，你们预估，最大的风险和阻力会来自哪里？是技术移植成本，是部门间的数据主权之争，还是企业自身的‘数据消化能力’瓶颈？”
老秦推了推眼镜，沉声回答：“周书记，我们认为，最大的风险并非技术层面，而在于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和建立新的协同治理模式。这涉及到部门权责、数据归属、利益分配等深层次问题……”
他的目光再次投向林窈，问题更具延展性问道：“你们报告中提到的‘数据消化吸收能力瓶颈’这一机制，非常具有启发性。
除了制造业，在教育、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，是否也存在类似现象？比如各部门信息系统林立，数据不通，导致公共服务效率提升遇到天花板？”
理论专家老王接过话头：“主任这个问题提得很好。我们认为这个机制具有普适性。比如医疗领域的‘信息孤岛’问题，就严重影响了跨机构诊疗效率和居民健康档案的连贯性……”
老王回答完后，几位受邀专家也纷纷加入，现场思维碰撞，气氛热烈。
林窈在回答时，既立足本专业，也展现了开阔的视野和融会贯通的能力。
这一连串的提问，既是对研究成果的终极验证，也是帮助团队深化思考、拓展边界的过程。
讨论尾声，周砚深环视全场，做了总结陈词，语气沉稳有力：
“社科院经济所课题组这次的发现和研究，非常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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